独领风骚的仇英
 
 

      人物画自唐宋以来,取得长足的发展,到了明朝中期更是达到了一个高峰。以吴门画派的声势最为浩大,延续时间最长,影响最为深远,在中国绘画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。

      仇英(约公元一四八二年——一五五九年),字实父,号十洲,江苏太仓人,寓居苏州。工匠出身,早年受文征明提携推荐在周臣门下学画,得其高聆,加上勤奋好学,绘画天赋便淋漓发挥,晚年客于富家周风来、苏州收藏家陈官、大收藏家项元汴处,综观历代名迹,心摹手追,技艺达到炉火纯青。摹仿之作,落笔乱真。山水多学赵伯驹,刘松年,笔法细润多变而风骨劲峭,萧疏简远处以意涉笔,不失典雅风度。人物取法吴道子,得圆润流畅之妙。他师从周臣,当然也受到南宋院体的影响,其画风中那种坚实的造型能力和雄劲的笔墨技法,在他的笔下达到一个艺术的高峰。但他并未向浙派后期画家那样,走一味追求豪放纵肆之中,而是顺应艺术风气的嬗变潮流,不失时机的向吴派艺术风尚靠拢。他的根底扎实,善于从历代名画家的作品中汲取营养。他的画宛如一叶静舟,在柔和的月色下缓缓前行。他用笔含蓄,设色均匀,而工笔重彩更是独具一格。他的人物画,历史故事画和仕女画都有着浓重的古典主义倾向。在普遍萎靡不振的明代中期人物画坛,仇英以杰出的作品弹奏出时代的最强音。难怪不少画史与史论家都品评仇英的人物画,在明代画家中堪称第一。天赋加上勤奋,深得理法。设色、水墨、白描,无所不精,知名于时。尤擅作人物,精工古逸,端庄华贵,有“周昉复起亦未能过”之评。晚年长期客居富商、收藏家中,使他从容地学习、生活、绘画,艺术事业日趋开阔,绘画技术广融各家之长。另一方面他的绘画风格嬗变,最终成功摆脱了院体的束缚,而成为别具风格的大家。在明代,独以绘画艺术精妙与沈周、唐寅、文征明并称“明朝四大家”。

      仇英《游春狩猎图》从东瀛归来,虽历经沧桑,仍绢素完整洁净,水墨丹青,熠熠生辉,似得神灵福佑。

      此图为绢本设色,山石取法赵伯驹,笔意为之,山石青绿敷染,山势高原平旷,桃树盛开,春意盎然,骏马佇立,马上骑着一富家中年壮士和童子,回首督促后面童子快跟上,另一童子抱着器具欢快地从桥上跑来,人物和马匹用“游丝描”及“铁丝描”笔法绘之。人物极具精工传神,人物面部用笔精细,须眉毕现,衣纹简洁锐拔,人物性格刻画精炼。马匹画得活龙活现,静中见动,马尾仿佛在风中摇曳着,可见其娴熟,高超的画艺。山石树于皴擦相宜,质感突显,远山淡墨渲染,若隐若现桃树疏密有致,虚实相应,富有变化。石桥用界画法描绘,显得挺拔有力。配景勾写得宜,空间的留置,桃树的掩映交错,多不乱,少不疏,达到了前人未有的写景极致。体现了作者匠心独具的艺术才能。使作品增添了理想化的色彩,整个画面充满着一幅舒适的闲逸生活情境。是仇英绘画生涯中难得一幅生活情趣的精湛真迹精品,堪称艺术典范。观此幅人物传神无愧古人,难怪当时画坛领袖—文征明也感慨道:“见仇画方是真画,使吾曹有愧色。”集鉴赏家、理论家、绘画大师一身的董其昌也感叹曰“文[征明]沈[石田]亦未能尽其法”陈道复也评点道:“吴门仇实父精妙持甚,可谓前无古人矣。”言非过誉。

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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